1981 年4 月15 日，家为中国广告行业发声的媒体诞生，2021 年，《中国广告》迎来40 岁生日，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，《中国广告》推出“共同见证——庆祝《中国广告》创刊40 周年”的大型专题，向中国广告业的过往岁月献上一份厚礼，也为《中国广告》的未来征程吹响号角。

　　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次去《中国广告》杂志社，那时杂志社在上海延安东路284号的延河大楼里，临近外滩。延河大楼建造于1934年，解放前是浦东银行大楼。确切的位置就在延安路河南路的交叉口。大楼的外墙是圆弧形的，大约在二、三层之间，还特别设置了以“中国广告”书写体为标识的立体招牌，字很大，横式排列，印象中，差不多一扇窗户一个字，两边镶嵌朱红色墙柱，当时该路段没有延安高架路遮挡，人流量也很大，抬眼望去，杂志社的红色字体特别醒目，成为该路口的城市记忆点。杂志社地处上海繁华地，商业氛围浓厚，这些环境因素、市场动态，恐怕都在促成《中国广告》的专业视野和现实经验。杂志社的内部空间不大，就是一个大通间广告气模，像是过去的银行写字间，编辑记者的办公桌很挤，楼道里还堆放着杂物，当时为什么事去的，已经忘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仅留下了一些记忆碎片。

　　《中国广告》杂志之所以地位显赫，一是“早”，因为《中国广告》是国内最早的一本专业广告杂志，创刊于1981年广告气模，领风气之先，萌动于改革开放之初。二是“高”，《中国广告》一经诞生，就把握了命名的先机广告气模，让后来者绝难抢位。可能当时的商标注册管理政策与现在不同，“中国”字头，居然也能注册成功。反过来说，杂志以“中国”冠名，既是勇气，也是担当，开创起始就自觉以推动中国广告的发展为价值主旨。

　　先说陈樑先生。陈樑时任主编，曾多次与他在学术活动的场合相遇，每每发言，他总能找到争辩的对象，个性鲜明，于我印象深刻。他主编的杂志办得风生水起，记得原先杂志是季刊，后改为双月刊、月刊。当时杂志挺火的，所以刊发的广告也多，其中以喷绘、气模广告居多，当然还有很多广告公司的形象广告。广告多，说明杂志在当时的行业影响力。陈樑的笔名叫阿微，开设了一个专栏“每期一题”，经常写点时评或时感。在杂志的专业提升方面，陈樑的贡献颇大。比如，杂志封面的改版。当时大多数杂志以摄影照片为封面。陈樑力邀“上广装”的设计师程凭钢先生主持改版，将“中国广告”横式的刊头，改为四字格，红色衬底、字反白，此刊头沿用至今。

　　再说社长姚能珍女士广告气模。姚社长为人处世很低调，面善近人，是一个愿意倾心力把事情做完美的领导。每每与会，总能自始至终，很静，不摆架子，对于《中国广告》的发展，眉宇眼神中，略带忧虑，总有种被时代追逼的紧迫感广告气模。记得在1999年底，姚社长来学校找我，恳切希望我能出任《中国广告》的主编。对此，本人有过选择的挣扎，离开学校还是继续留在学校，这是个很难的抉择广告气模。一方面，我没有编辑经历和经验广告气模，对于广告，也只能说刚刚跨进了一只脚，更没有主编的眼光和决断；另一方面，自己不擅社交，照顾不了那么多的社会关系。本人内心还是偏爱当个老师，偏爱于广告教学。其实还有个原因，就是不忍离开一起创建广告系的年轻老师，当时如果撒手，一走了之，感觉很对不起他们。最后还是婉拒了姚社长的美意。现在看来，当时的选择，还是对的。否则，杂志和广告系，早被我搞砸了！尽管当时未能接受邀请，但是还挺感谢姚社长的，因为她从权威的角度给了我专业的认可。

　　接着说说张惠辛先生。张惠辛先生是我大学同学，好脾气，与张惠辛处不好关系的人不多，他很能包容，宁可委屈了自己。张惠辛先生是在上海大学任教时被杂志社看中挖角的。90年代初，张惠辛已经在上海有名的广告公司兼职策划总监。既在大学教书，又在一线实干的策划人，当时很少。张惠辛先是担任主编广告气模，后来是社长兼主编。在他的主持下，《中国广告》有了长足的进步，推出了“中国广告论坛”（后来改名为“中国广告与品牌大会”）、《广告案例年鉴》、《户外广告年鉴》以及《影视广告案例年鉴》，改变了杂志原来的商业模式，拓展了产品广告气模，以杂志的品牌影响力为市场驱动，打造论坛平台，打造专业话语权，这是张惠辛到任后的最硬核的逻辑改变。基于此，我们以中国新广告研究中心的名义与《中国广告》合作了二十年，开设了“中国新广告评选”的栏目。从2001年起，到今年广告气模，满打满算20年广告气模，想想也不容易，一年12期，20年就是240期，摞起来，可以堆满一书架。没有双方的信任和价值观的认同，肯定做不下去，因为这个栏目评选的作品是非选送的，也就是以第三方立场为标准的，当然，专业的公信力也源于此。后来，这个栏目越来越成熟，进而又发展出“中国新广告奖”，成为“中国广告与品牌大会”的一大亮点。前些年，据张惠辛介绍，韩国的ADWEEK与《中国广告》交流，直接选中了这个栏目，原封不动地搬去韩国，作为介绍中国广告的一个重要内容。至于现在是否继续延用，不得而知。

　　此后的社长兼主编是鲁培康先生。鲁培康先生也是学者出身，说话谦逊，睿智儒雅，著述颇丰。我与鲁培康先生相识较晚。次见还是在深圳，是在有氧深圳公司成立的庆典活动上，我们相谈甚欢，遂有后来的稿约，我把那次庆典上的讲稿改写为文章，以《现象之间与现象之见》为题，发表于《中国广告》。之后，不同的场合，多有见聊。特定的历史逻辑，规定着每一任社长的使命。从广告业的艰难恢复，到向洋看世界，再到本土广告自信的确立，然后又进到数字时代的广告解构与建构，每一段进程，都在催逼杂志的进化。鲁社长的改革，既重实践，又重理论，在重构信息渠道的同时，力求用务实的调研形成有价值的专题来打造杂志平台广告气模。为此，接连推出了产业园区、广告教育、公益广告和数字化广告等重磅专题，在碎片化阅读的语境中，夺得先机，赢得了杂志阅读的深度价值。

　　《中国广告》的四十年，就是半部中国广告史。潮流人物的进退、时尚话语的轮替、媒体方式的进化，更重要的是生活观念的调谐，历史纹理中的种种躲不过的偶然，都值得回头看看！